《调查》的作者来沈阳找我，是从“马俊仁的伯乐”的角度，让我提供有关材料，供今后创作参考。谁写马家军，写老马，我都不反对，老马一步步走过来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也给他提供了不少剪报。
《调查》中有关什么“政治斗争”，我不予置评。但我作为了解马俊仁的体委负责人，有责任介绍在这些问题上老马的真实情况。
首先应当讲明，老马的《辞职报告》不是写给省委或中央的，也不是写给闫福君的，而是写给运动技术学院的，我是院长。这点在作者引用时有意给删掉了。
老马是在连续不断的工作阻力中，左右为难，到了被逼得让他交出队伍、离职休息的情况下，才提出的这一报告。
七运会前，当时体委决定采取运动队的改组措施，这引起了一些不同说法。老马也面临着被改组出体育大院的问题；当时他的士气正高，又面临一场六运会，觉得把队伍拉出去会影响队员的稳定，跑来问我为什么这样，要我答复。
我告诉他你是体委的干部，服从组织决定就是了。老马很生气。
老马坚决不脱离体育大院，也就没有动成，但接着问题就来了，有一家香港老板来拍马家军的片子，要队员全都参加，时间半年。
老马很生气地找我，说这到底要干什么，队伍还要不要？那个香港老板拖个声调，一口一个王小姐呀曲小姐呀，我的队员都成了什么小姐，这队伍还怎么带？
这事我也不便于表态，但要求老马服从组织安排。后来老马显然是动了脑筋，自己找香港老板用开高价的办法把这事给搞黄了。可是立刻有记者写了文章——《马俊仁为钱和香港老板闹翻》。老马说这事本来应当受到表扬，怎么反倒批评起我爱钱了。
拍电影的事情刚闹完，委里突然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“命令”：马俊仁立即交出队伍，去治病。谁都明白，这时候让老马离职治病就是变相被罢职了。那时士气正高，即使治病也不合时机。
老马当时的处境越来越难。他和老闫虽是鞍山老乡，但意见不一，发展到后来，矛盾也比较大。
老马对我产生了误会，可以说是一肚子意见，觉得我变得缩手缩脚，不主持公道等等，有的话讲得也挺难听。我怎么对他解释？他是个教练，卷在人事斗争中事业前途不就全完了？
在这种气氛下，老马向我提出了辞职报告，就是《调查》中掐头去尾引用的那个。
被掐去的那段原文是：“……但是我要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我的一切的志向是坚定不移的，我这一生，夺世界冠军，破世界纪录，建中长跑培训中心的三大心愿也丝毫没有改变，我相信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，会有一方人际关系正常，改革开放彻底，杜绝‘文革’遗风，不整人、不害人，真心实意搞事业的热土，让我一展抱负。请组织理解我的苦衷，尽快批准我的辞职请求。”
这些都是历史事实，也都不久远。老马走过的路很不容易，经历了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。他是个教练，不是政治家。老马一直躲，可以说从沈阳迁到大连，老马是伤心地走的，如果再从沈阳追到大连去打他，还让他到哪去？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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